案例一：王某曾是宁波某器材公司的员工，主要负责公司的销售业务。2020年9月，王某跳槽至宁波某制造公司工作。某器材公司发现，老客户A、B、C三家公司的订单大幅减少，却转而与制造公司有了业务往来。某器材公司认为，王某利用在公司工作期间获得的采购商信息、供应商信息等商业秘密，以制造公司名义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导致客户混淆，直接造成了自己公司订单减少的经济损失。遂将王某和宁波某制造公司起诉至余姚市人民法院，要求停止侵犯原告商业秘密，并赔偿损失100万元。 二被告辩称，原告主张的客户名单根本反映不出该客户的交易习惯、交易意向等深度信息，且相关信息都可以在网络平台查到。被告公司与原告属于同一行业，必然存在部分资源相同的可能性。据此，二被告未侵犯商业秘密。

案例二：张某在宁波一家卫浴公司工作期间，于2017年4月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承诺不泄露公司商业秘密。然而，在2017年11月辞职时，他秘密地将公司的受保护技术信息复制到个人电脑上。随后，张某与该卫浴公司前销售总监合作，计划成立一家新的智能科技企业，并通过双方妻子名义持股。

接到卫浴公司的投诉后，余姚市监管局对这家智能科技公司是否侵犯商业秘密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智能科技公司声称的商业秘密，包括技术图纸和操作流程等，与卫浴公司的保密技术信息高度相似或几乎相同，并且智能科技公司的指导手册中还带有卫浴公司的商业标志。

因此，余姚市监管局做出行政处罚，判定张某违反了与卫浴公司的保密协议，将商业秘密用于智能科技公司，并认为智能科技公司明知这些信息是从第三方卫浴公司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仍予以使用，构成侵权。监管局要求智能科技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处罚款15万元。对此行政处罚决定不满，智能科技公司向余姚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基于上面二个案例，被告是否够成侵权，看法院怎么进行判决？

对于案例一，法院认为王某未够成侵权，原因为宁波某器材公司未能厘清原是否构成“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商业秘密。原告只能证明A、B、C三家公司的业务是由被告王某处理的，但未提供足够证据显示其在开发、推广或维护这些客户方面投入了额外的时间和金钱。同样，没有证据表明原告对这些长期交易的客户进行了人力和物力的再投入，比如分类记录交易信息以便深入挖掘。

由于A、B、C三家公司对相关产品的类型、型号和价格有深刻了解，它们选择与被告交易是基于寻求更合适交易伙伴的理性经济行为，这符合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最终，法院裁定原告所称的客户名单不符合构成商业秘密的要求，因而不能视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秘密，并据此驳回了原告的诉求。

对于案例二，法院认为技术图纸中关于粗糙度标注、技术要求等信息以及作业指导书中的工序要求并不能通过观察产品直接得到，属于“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原告提供的技术图纸、指导用书中的内容经鉴定与第三人卫浴公司的“不为公众所知悉”的技术信息构成相同或实质相同。据此，法院裁定，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基于充分证据，且依据正确的法律法规，遵循了法定流程，因此原告要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的请求无法成立，裁决拒绝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此外，卫浴公司还针对张某和智能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提出了民事赔偿诉讼，该诉讼获得了法院的支持。

通过分析王某和张某这两个案例，如何平衡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与员工择业自由之间的利益关系，已成为当今经济社会中最为普遍的问题之一。在员工离职后，客户信息往往是他们最容易获取的信息之一，这也常常引发企业对于离职员工可能利用客户信息争夺公司业务的担忧。同样的，作为企业主，和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将商业秘密保持在一个非公开的状态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为此，作者建议企业采取有效的策略来防止公司信息等商业秘密不被侵犯，例如与员工签保密协议，从而在法律层面上增强保护措施，这些都是确保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被侵蚀的关键措施。